《党人碑》系清初邱园作，写的是北宋丞相蔡京立碑，指司马光、苏轼等人为奸党，侍郎刘达上疏谏阻而被捕， 其婿谢琼仙也因打碎党人碑而逃亡。最后以刘逵奉命镇压田虎立功，并与女婿、女儿团圆作结。高台教化，发人深思。

    《党人碑》-简介   
    《党人碑》是汪笑侬根据清人丘园的同名传奇剧本改编的。剧情为宋徽宗时，蔡京专权，立党人碑，诬陷元佑、司马光、苏轼等为奸党。书生谢琼仙酒醉路过，见后大为不平，将碑打碎。蔡京闻讯，大发雷霆，下令将谢逮捕。谢琼仙的朋友傅人龙得到消息，扮作军官，将差官诱至勾栏院行乐，用酒将其灌醉，取令箭救谢逃出京城。
    1901年，首演于上海天仙茶园。汪笑侬扮演谢琼仙，演至酒醉碎碑时，慷慨激昂，痛斥当朝暴政，观众反映强烈，汪笑侬因此而名声大噪。有一次，汪笑侬在春仙茶园演出此剧，适逢官府查禁《苏报》和他参与出版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汪笑侬触景生情，悲不自禁，抚今追昔，慷慨悲歌。当演至剧中念诗时，声调悲壮苍凉，凄然泪下，现身说法，如亲身经历其境，几乎忘了自己在演戏，观众无不动容。后来有人以吴下健儿为笔名，在1911年9月25日的《申报》上发表评论说：“当此天荆地棘，钳制清议之时，独能借往事以刺当世，演悲剧以泄公愤，道人之所不能道，优孟直胜于衣冠也。”

    《党人碑》-在戏剧史中的地位   
1901年汪笑侬从演出新编京剧《党人碑》开始的戏曲改良的尝试，这些都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始作蛹者，并且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这样一些遍布全国各地的与戏剧改良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除了春柳社以外，都发生在中国传统戏剧的内部，都意味着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以及戏剧界本身在戏剧改良方面的不懈努力，而它们都与话剧的引进以及它未来一些年里步履维艰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也正是这样一些从中国戏剧本身出发的改良，才是真正决定着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在此后使得中国戏剧拥有了某些现代性特质的事件，才是使得中国戏剧从它的古典形态脱胎而来，并且最终开始了它的现代性转换的，无可怀疑，也正是它们，而远不止于新兴的话剧的发展，才使得中国戏剧呈现为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

    晚清年间，中国的文学领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或多或少地充塞着启蒙思想观念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与小说一样具有大众性的戏剧，自然不会不引起启蒙思想家的关注，于是，启蒙话语也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戏剧新的时代特色之一。著名京剧家汪笑侬有感于戊戌六君子被杀创作演出了《党人碑》，该剧于1901年首演于上海天仙茶园，成为中国第一部以戏剧形式声援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启蒙思想运动的艺术作品；

    《党人碑》-作者简介   
    汪笑侬（1858－1919）本名德克金，又名孝农，号竹天农人。满族，生于北京。他聪颖好学，喜好戏曲，16岁考 入八旗官学，并在翠峰庵票房学戏，曾得到孙菊仙的指点。光绪五年（1879）中举后任河南太康县县令，因触怒当地豪绅，被革职，愤而下海演戏。名伶汪桂芬听说后冷笑道：“谈何容易！”汪桂芬的话传到汪笑侬的耳朵里，遂更名为汪笑侬，以此鞭策自己。光绪中叶，汪笑侬南下上海，以王清波为艺名入丹桂茶园，首演《打棍出箱》，获得成功，后又转入春仙茶园。此时，戏曲改良运动在上海兴起，汪笑侬积极投入，他曾以“手挽颓风大改良，靡音曼调变洋洋，化身千万倘如愿，一处歌台一老汪”的诗句来激励自己。戊戌变法失败后，汪笑侬闻谭嗣同等六君子慷慨就义，挥笔长叹：“他自仰天而笑，我却长歌当哭！”遂将满腔义愤汇集笔端，编成《党人碑》一剧，以示悼念。